看小说吧 > 网游小说 > 我行金庸 > 14年回归
    首先说明:本人没有看新修订版的金庸小说,也不打算看了。俗话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金庸小说中很多人物都如好友一般陪伴我多年,实在不想他们的形象就此被改得面目全非。所以我不能保证我写的这些戏谑的东西能够在逻辑上符合新修订版的小说,请大家见谅。第一章、明教各大政治势力执掌图明教,我认为是金小说中最有意思的一个帮派,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修成正果的大帮派,他横空出世又戛然而止;既不象红花会那样一团和气,又不象天地会那样大浪淘沙,也不象丐帮那样在我们眼前一天天老去让人心痛。同时他又是一个暗流涌动的帮派,各派力量你争我夺,时而合纵时而联横,人间百态立现,所以我还是第一个先分析明教这个帮派:明教的主要派别:一、殷派,代表人物是鹰王和天鹰教高手了。殷天正在四大法王中年岁最长,武功套路最接近中土,他的手下可以自成体系。从这些角度上来看,殷派应该当年阳教主或者阳教主前任吸收进来的。这派人不是明教核心成员,但实力很强。二、五行旗,代表人物谢逊、五行旗。这一派主要成员基本都在外地,领导地方武装工作,与殷派同属于封疆大吏,属于外围的实力派。至于谢为什么会在五行旗这一派中,我后面会讲。三、杨派,代表人物杨逍、范遥以及四门高手。这一派是明教本部核心成员,是明教中央的实权派。四、韦派,代表人物韦一笑、五散人。这一派势力最弱,个人认为他们是一个类似纪委或者中情局的组织。各大势力基本说完了,我们就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表演的。当然,大戏的序幕自然是阳教主夫妇的突然失踪。这件事的最开始自然是全教上下四处打听搜索,大概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毫无进展以后,全教上下就自然而然得打起自己的算盘了。殷派,实力雄厚,殷老头认为自己年岁最长,武功很强,理应暂摄教主之位。所以殷派活动最欢是毫无疑问的;韦派实力最弱,在中央没有实权,在地方没有势力,这次危机正好是个契机,而且政治斗争中搞间谍情报的人都有掌握政权的欲望(西有中情局东有克格勃都是例子),所以他们也是内乱的很大助力;杨派是实权派,杨逍管理光明顶和中央卫戍部队,还负责坐望峰的明教火种,从他后来修订明教教史来看,他也负责着明教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阳教主失踪了,教中央的日常工作自然而然是应该杨逍主抓的,所以阳教主失踪对于杨派是最有利的;五行旗,虽然同为实力派,但他们在中央没有领导权,是少壮派,同时也是上升最快的一派,首领谢逊深得教主信任,可以说是教主的心腹,如果教主不死,假以时日当然应该由谢顺利完成新老两代领导集体的交接,这个在当时其实已经是山雨欲来之势了,只是这件事来得太突然,谢逊还没有足够抗衡其他派别的实力就被推上了前台。所以我们来整合一下四派对于阳教主失踪这件事的态度。殷:教主肯定是死了,所以必须立即选立新教主;韦:教主即便没有死,现在群龙无首不利于教内的安定团结,必须立临时总负责;杨:教主只是暂时失踪,在不明真相之前应当一切照旧,坚持按部就班地走以前的明教道路;谢:既不同意另立教主也不同意一切照旧,建议广泛听取基层教众意见。事情发展到后来自然是一场撕杀:天鹰与五行旗说白了是勋旧派与少壮派的矛盾,这中间还有一个谁是将来领导者的问题。一场大战下来,从结局上看这两派应当是两败俱伤,都失去了争夺教主之位的实力。甚至其势力被挤出了明教中央的核心圈。当然其中也有谢逊意外出局这个突发事件的影响;韦派遭受重创,杨逍击碎说不得的肩胛骨,多次击败周颠。最终韦派退出角逐。也就是说,这次大战的胜利者应该是杨派,因为杨派本身的诉求就不是当教主,而是掌握中央的领导权,他们也基本实现了自己的诉求。当然战后,范遥以寻找教主为名离开光明顶,杨逍为避嫌而去了坐望峰,但我们应该看到,整个光明顶的体系被完整得保留了下来,一直到六大派合围光明顶杨逍都是明教实际上的领导者。下面说说为什么要把谢逊归到少壮派之中。谢逊的出身在明教四大法王之中出身应该是最低的。书中说他是猎户出身,而殷、韦都有人考证过是大家出身,龙王更是了不得的人物,还是波斯明教过来的,那么谢逊是如何脱颖而出的呢?谢逊在阳教主的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干部?好象在阳教主的遗书中说他文武全才。同时他又是一个与阳教主心意相通的下属,他与教主的政治观点最为接近,处事方式和看问题的角度也相似(比如在龙王的婚事上,他与阳教主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可以试想,当时阳教主一定对这个下属大有“肖我”之感,自然少不得对他进行重点培养。那么一个猎户,如何能在教主和其他人面前表现自己的文武全才呢?天鹰系统自然没有他的位置,间谍系统人员已经很满了,已经有5个散人,中央有以杨逍为首的体系把持,象谢逊这样没有根基的人想进入也很难。那么最为广阔的舞台其实就在基层,在与蒙古大军斗争的第一线——五行旗。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谢逊开始是作为第二梯队干部下放到地方上参加基层工作的,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成昆多次上光明顶竟不知道自己的徒弟也是明教教徒。而在工作一段时间以后,阳教主很自然地就把在基层工作业绩突出、并有了一定领导工作经验的谢逊调往光明顶。而此时的谢逊分管的工作是什么?书中并没有提及。也可以这样认为,谢逊在光明顶并没有多少实际的工作。他在光明顶唯一做过的大事就是阻止龙王进入密道(当然为什么谢逊知道密道口而杨逍不知道这个问题也挺值得玩味)。再说那次火并,天鹰与五行旗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仇,以至于在共同抵御外辱的时候也要互相攻伐?按理说,天鹰的殷老头想当教主是有这个资历的,人家很早就是明教的法王了,而五行旗是什么地位?再说他们五个旗主中有谁可以号令另四旗?显然没有,争夺教主之位,怎么说也是法王使者这个级别的事。所以,当年五行旗推的肯定不是自己中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是谁?显然就是谢逊。至于谢逊的意外出局那是常人无法预料的。那么如果谢逊没有那样的惨祸是否能成为明教教主呢?答案是否定的,即便教主的遗书出现,谢逊也不一定能够坐稳这个位置。原因何在?谢逊的资历太浅,他所仰仗的是还没有成气候的最基层教众阶层,在中央上有杨逍范遥这样的官僚系统把持朝政;下有韦一笑、五散人这样的间谍组织蠢蠢欲动;旁边还有一个殷老头这样实力强劲的虎视耽耽。谢逊仅凭教主的遗书就想南面而坐?难啊。政治斗争,实力才是硬道理,古今同理。下面说说殷老头。殷老头是实力派,有队伍,能力强,资格老,除了教主谁都不服气。论资排辈也该轮到他老人家了。但他为什么没有成功呢?说白了,他政治上太过幼稚,没有看清形势。当年,单论实力,殷应该是光明顶上最强的。纯用数据说话,殷当教主一点问题都没有。但问题是,殷派太过张扬,自己把自己推向了其他几大派的对立面。其实,教主的最有力竞争者根本不是什么势力薄弱的韦派还有羽翼未丰的谢派,而是殷派和杨派。但是,杨逍在这个问题上本身就处在有利的位置,他根本不用表态,只要保持现状,自己就是实际上的教主。而殷一时间头脑发热,跳出来当这个出头鸟,结果,人家杨没有动手,谢派和韦派这样有志于教主之位的力量就主动跳出来与殷大干了一场,好一招“乾坤大挪移”,殷还没有与自己真正的对手交锋就损折锐气早早出局,同时另两派也大伤元气,根本就不能对杨派造成任何威胁,此时杨派表个态,表示不作教主,就立时控制了局面。那么,殷派是否有机会取胜呢?取胜机会不大,但也有一拼。你杨派不是不表态吗?好,我也不表态,但我把态度弄得暧昧一点,一方面表示无意教主,另一方面表示要改组光明顶的领导层直接触动你杨派的根本利益。韦派和谢派一定会同意,并非常积极地希望促成这次洗牌。这样就迫得杨派这个既得利益者走到两难的境地,无论这个提案是以武力还是和平方式解决,杨派一定大受挫折,加上另两派实力尚弱,殷派就能坐上盟主的位置,虽然没有绝对领导权,但站在如此高点以后行事自然方便得多。第二章、后萧峰时代的江湖一、释义:后萧峰时代:是一个概念化的概念。“萧峰时代”特指萧峰以契丹人身份存在的一段特定的时间,大致从紫竹林开始至其中毒被擒为止。之所以如此划段,是因为,被擒后的萧峰在江湖中又恢复了以前乔峰的声誉,从南苑大王又回到了“丐帮帮主”。江湖:在宋辽这个大背景下的江湖,是一个百家争鸣波澜壮阔的江湖。之所以这么说,不光是它拥有众多绝世高手,更因为它本身的形式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综观当时的政治版图。“江湖”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各国之中:宋,政府与帮派是完全分离的。帮派完全是民间组织,他们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毫无关系,代表帮派丐帮、少林;西夏,政府与帮派是**关系,帮派是政府的一个机构,帮主是高官(郝连铁树就是一个将军),代表帮派一品堂。但一品堂不同于一般政府机构,他们的行为方式基本上还是遵循着江湖规矩,按照江湖的程序办事,而不是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辽,辽有帮派吗?似乎没有,辽有高手吗?有。这就是辽的体制,辽的高手就在它的人民中,也可是说就在它的军队中,它的军人就是它的高手。燕云十八骑就是它的高手,当然这样也会使很多高手埋没,比如萧远山这样没有服兵役的人;大理,大理的帮派就是国家,国家就是一个帮派,以至于保定帝与段延庆决斗带的称谓不是某某皇帝,而是某某帮主。其实简单分类:当时的江湖与政府的关系,无非就是两大思潮:蓄武于国与蓄武于民。从这两个思潮演变而来的四大方式:宋是民营帮派,辽是半民半军,西夏是国家控股,大理是全民所有制。而后萧峰时代正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拐点:四大政治势力宋少壮派皇帝掌权,希望对辽“改变现状”;辽军国主义势力蠢蠢欲动,希望实现早就预谋好的“大宋国契丹化进程”;西夏,身处这样风起云涌的乱世,政治势力急需整合;大理新王登极,对内对外政策尚不明朗。而正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发生了萧峰被捕的重大事件。由于萧峰极其特殊的地位以及江湖人望,他的被捕迫使江湖在这个时刻突然加速,让一切矛盾在辽的南京来了一个总爆发。二、整合——营救萧峰事件前后的政治洗牌后萧峰时代的政治洗牌,其实早在萧峰被捕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少林大战是宋武林的一件大事,很明显:丁春秋、慕容复、游坦之和鸠摩智都是失败者。丁失去了枭雄的地位,慕容复丢掉了姑苏慕容的声望,游地位、爱情、人格三失败,鸠摩智失去了扬名立万的机会。而取胜的一方,虚竹整和了整个逍遥派,萧峰重拾人心,段誉获得强援,少林保住了威严,丐帮看到了希望。这些都是明面上的东西,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我来说说两件不太引人注意的事情:先说第一件,西夏的暗流。西夏,在全书中戏份很少,能拿得出手的也就是一品堂、李秋水、还有就是银川公主,由于过于边缘化,所以它的很多事情都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那么这个西陲大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其实还是可以从那场大范围的“选秀”活动中,一看端倪。西夏地位非常微妙。辽主对于西夏应该是比较轻视的,先是问萧峰西夏是否可取,再说什么领十万大军就想要哪个公主就要哪个公主。当然这里面当然有耶律本身性格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证明,西夏与宋并不在一个档次之上,完全不是斗争的主要方面。同样宋对于西夏也怀有同样的想法,在哲宗制定政策的时候也没有过多考虑到西夏的因素。倒是小国大理颇为顾忌西夏,但是萧峰以南苑大王的身份给大理一个许诺,大理这些高官就敢于明目张胆地“狸猫换太子”让个女子参加“选秀”活动。可见,比起辽来说,西夏太弱小了。话又说回来,我们来看看这次选秀。应该说,这是一次很重大的政治事件。作为西夏公主,无论她发起这次活动的目的是什么,但在社会上以及其他国家那里,解读只有一个:这将是西夏高层的一次重大改组。吐蕃是如此考虑的,所以宗赞来了;大理是如此认为的,所以段誉来了;辽国是如此解读的,所以耶律会嘲笑“选秀”虎头蛇尾;大多数民间人士包括慕容复也是这样理解的,所以一时间名流云集。但细心的读者都会发现,整个事件的过程并没有向着时人理解的方向发展,甚至出乎了金书中西夏官员的预料,在大理官员贿赂了西夏主事之后,这位高官暴料说,西夏皇帝宴请并与与会众人亲切交谈将是本次活动的重点,也是以更加轻松、更加人文、更加和谐的方式来进行面视。而实际上,西夏皇帝一站就走,根本没有出现和谐热烈的气氛,匆匆离场。不得不说,选驸马这件事本身对于西夏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理、吐蕃等国如此重视与西夏结盟,西夏又何尝不受辽、宋的威胁?“招亲搭台,政治唱戏”这在历史上再平常不过,真正因为爱情结合在一起的公主驸马又有几人?想那时,在西夏的威名以及银川公主的艳名感召下到达银川的各界人士,不是王公贵胄,也是各行各业的能手。对于西夏来说,这就是一个招揽人才,扩大西夏国际影响力的大好机会。选驸马期间,他们完全有时间和机会与与会的各界代表进行双边或多边会谈,达成合作协议或合作意向。只要是人才喜欢钱的赂以金钱,喜欢官的许以高官,喜欢女人的配以美女。但事实上呢?耶律的一句“虎头蛇尾”告诉我们,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如果事情真如上面所说,耶律即便不恼,也要笑骂一句,西夏皇帝挂羊头卖狗肉,有损“招亲”这一文化的严肃性。而虎头蛇尾这四个字,一种政治家所特有的不屑跃然纸上。那么,西夏真的不需要人才?当然不是,一品堂就是西夏广招人才的铁证,连四大恶人这样名声狼籍之人也可以被起用,可见西夏对于人才的招募还是很迫切的。但事实上,这次招亲确实没有达成以招亲为媒,广纳天下英才的目的。那么原因何在?我个人认为:原因不在外而在内。西夏正经历着一场不亚于宋、辽、大理那样惊心动魄的权利斗争。银川公主地位显赫,她可以求父亲下榜文招亲。但其中还有几个很不寻常的情况:1、既然是公开招亲,那么撒的网自然是大一些的好,但是银川公主的榜文更象是内部招标的秘密文件,以至于丐帮需要用生命来换回一张榜文。为什么有人要刻意地缩小该事件的影响力?其中必然有人作梗。2、在招亲过程中,大理段誉和吐蕃宗赞位置最高,受到的礼遇也最为突出,介绍其他人物大多也来自中原,但对于西夏本土豪门高官的子弟竟然没有提及。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按理说以银川公主的身份地位,不可能不引起本土豪门的觊觎。但在该事件中,他们显然不愿意涉足过深,其中关窍自然是银川公主的对立面想来也是一派大势力,在形势尚未明朗之时,贸然出头,万一站错队后果不堪设想。3、在招亲结束以后,银川公主与虚竹的结合并没有被大范围公开,甚至是被人为地封锁了。当时,虚竹在回答问题之前已经直认与萧峰的关系,以当时情景,这样的事情不可能不被细作得知告知各国高层,那么如果虚竹当上银川驸马后大张旗鼓地宣扬过,他与萧峰的关系,与段誉的关系以及西夏、辽、大理以后政局的走向等问题,必然成为各国智囊议论的焦点。而辽国耶律却对此事一无所知,还叫嚣什么带十万大军抢银川公主。既然银川公主成了萧峰的兄弟媳妇,那么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点,先与西夏结盟,围攻宋。那样胜算岂不更大?再说,江湖人以义气为重,这样胡说岂不引来萧峰大大的不快?所以说,耶律对于银川公主招亲的结局只是一知半解,也可以说虚竹在招亲中只是得到了珍爱而没有得到相应的政治地位。纠其原因,也只能认为,西夏国中有一股势力不希望银川公主势力坐大,在有意打压。那么这股势力又是谁呢?银川公主为何会与这股势力产生矛盾呢?解决上面的问题,我们还是要从银川公主身上找线索。银川公主的闺房有什么特点?大家都清楚了:那是李秋水的练功房或者说书房。而银川公主早就住在那里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可以排除银川公主临时搬过去应景的因素。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银川公主与李秋水有着很深的渊源。那么李秋水在西夏是什么身份?太妃。天山童姥说西夏是她的老巢,她可以调动大量人马。那么,我们可以认定,李秋水应该是一个强势人物,她不需要深居禁宫遵守宫中禁令,她可以调动国家机器一品堂为自己所用。在书中,有一个“巨大的bug”就是李秋水使用内力用摄魂大法干扰天山童姥练功,当时大家认为李秋水在宫中如此肆无忌惮是不可理解的。其实我也理解不了,可以这么说,李秋水在西夏势力之大近乎于可以毫无顾忌,加上西夏皇帝颇有些江湖气(萧峰语)她那样做也不会产生什么巨大的社会危害吧。在宋辽时期,太后或者说后党势力是相当强的,辽国很长时间是萧姓太后执政,哲宗当时也在太皇太后的阴影下挣扎,西夏之中有后党这一政治势力是完全可能的。而李秋水的猝死,对于后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后党急需整合政治势力来与反对派进行斗争。那么作为一个很好的由头,银川公主有意无意地被推上了前台。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比较明确地说,银川公主的对立面不是别人,正是以皇帝为代表的帝党。这样我们也就可以很好理解为什么一个原本应该轰轰烈烈的招亲盛典,会出现那么多疑团。我们来理顺一下事件的经过:银川公主思念梦郎成疾,后党急需机会重整势力,所以一起向皇帝施压下榜文招亲;但皇帝一方面不希望后党借机网络人才,又不好撕破脸皮,只好答应下来并故意缩小范围;无奈后党本身就有所图,所以周遍的几大势力如大理、吐蕃、辽都得到了信息,听说西夏有如此盛会立时响应者云集。皇帝不想事情如此发展,为了面子也只好当成一件重大的事情来抓,展现西夏综合国力。但皇帝心里还是不痛快,底下人也会见风使舵,所以场面很大规格很高,但实际内容就显得一般了一点,早早地就进入了正题,让银川公主自己发挥去了,银川公主竟然误打误撞选了个超级有势力的虚竹,后党自然高兴,帝党当然不爽。幸好这两位温柔乡里乐不思蜀,皇帝当然就坡下驴,把个灵鹫宫改造一下,至于权力嘛,那是没有。这些就是我对西夏选驸马一件事情的理解。下面说第二点,关于大理段誉的一些思考。段誉在后萧峰时代顺利完成了政权交接,自己走上了领导岗位,家庭方面也是抱得美人归,可谓家庭事业双丰收,加上段公子一直以来积累的高人气,此时可以说是春风得意。那么关于段誉又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呢?我认为,对于段誉的思考,主要应该注重于他身份的变化与性格的演进上。而引起我思考的起因,正是段誉对于一敌一友的态度——敌是慕容复友是萧峰。先说萧峰:在营救萧峰的战役中,段誉出力很大,居功至伟,我们读者们读到这段自然也是激动万分,对三人的友情羡慕不已。但是细读原文我们发现,段誉出手救人的目的远没有二哥纯洁。朱丹臣先说一通宋、大理唇亡齿寒的大道理,表明大理皇帝亲自驾临主要是为了抗辽援宋保家为国。当然这套官腔自然有他的道理:一方面,国家领导人为了哥们义气犯险救人,这个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只比“冲冠一怒为红颜”强那么一点点,宣扬出去必然有损大理国家形象;另一方面,“抗辽援宋保家为国”是很现实、很紧迫的事情,也确实是大理应该完成的政治任务和历史使命;再其次,大理的基本国策一直是靠近大宋。这次营救行动本身就是对大宋示好的好机会。当然,这只是大理政府的口径,那么段誉是如何考虑的呢?一个小细节也表露了段誉当时的心思:在段誉和虚竹擒获耶律以后,萧峰提出条件,让耶律立誓一生不得对宋开战。段誉的表现如何?他立时大喜,想到辽不攻击宋就自然不会攻打大理,然后马上成是表示赞同。而虚竹表现如何?虚竹只是在被问到的时候淡淡地来一句:“我要的也是这句话”。两句话看似一样,但实质却千差万别。段誉是为了国家利益得到保证而欣喜,虚竹却无欲无求,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搭救萧峰,如果萧峰开口向耶律要金山银山,虚竹想来也会如此回答,因为是否攻宋和金山银山对于他来说都不重要。当然也不能说,段誉营救萧峰是出于功利考虑的,我要说的只是,在这个问题上,他显然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虚竹多了那么一点点政治诉求。多了那么一点点作为一国领导的自我的考量。下面说说他与慕容复这个大仇人最后的较量。最后的较量,“花香满路”那次?当然不是,最后的较量其实发生在慕容复发疯前后。可以说,这样一种很有象征意义的举动,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既可以是一种羞辱,也可以是一种暗示。那么我们来看看当时段誉众人的表现:他们对慕容复都报以了比较大的同情,认为他是事业失败最终导致发疯。但这一行人人数众多,怎么可能对于这么一件有无数理解可能的事件有一致的看法呢?而且慕容复同段誉有杀父杀母的血海深仇,这样堂儿皇之地出现在段誉等人面前,难道不是危险万分?即便慕容复真的疯了,阿碧也不是个傻子,干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偏偏选在大理国附近,还选在官道旁边,等着官府的人来抓吗?我们再看当时的表现,第一,阿碧在分发糕饼的时候一再说,明天来的话还有糕饼吃,让他们还来。这就表明,这些孩子的参拜行为并不长,可能就是最近一两次而已,否则根据巴普洛夫“狗听铃声流哈喇子的实验”,那些小孩早应该形成条件反射,来了就拜拜完领糕饼,哪用那么废话?第二,阿碧在进行此行为的时候,眼泪扑簌而下,显然对于自己的爱人,自己的大英雄落得如此下场颇为伤心。但是,即便女人眼窝子浅,即便慕容复确实可怜,也不可能次次让她落泪吧。所以综上所述:慕容复的参拜大戏并非早已有之,而是近期才有。而为什么会有如此行为,其原因就很值得大家玩味了……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个不寻常的事件呢?我认为,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有三个假设。先说明一下,虽然是三个假设,但是他们还都是有基本相同的前提的:就是段誉上台以后,对内对外政策的实施以及对政权威胁者的清理;另一个前提,就是王语嫣这个必须要考虑的因素。那么,慕容复这个段氏的大仇人以及威胁者的结局就同段誉的下一步行动存在了巨大的关联性。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慕容复在少林失了威名,在西夏失了爱情,后来又在大理附近搞到众叛亲离。从一般意义来说,他应该失去了争夺天下的一切机会,但事实上,他还有一个机会,那就是宋辽战争。如果宋辽真的起了大战,慕容复就有了复国的机会。可惜,战争并没有出现,这样,慕容复就失去了复国的最后机会,此时他才真正的心灰意冷,甚至发了疯。但是,作为大理的大仇,只要他还活着,他就时刻面临着大理的追杀,同样面临着政敌的监视。作为一个众叛亲离的人,这样的生活绝对是可怕的,摆在他面前的道路其实只有一条,那就是死亡。如果慕容复不想死的话,他只有一搏——这就是第一种假设:这一切都是慕容复的表演,如果能侥幸成功,他就可以逃出升天,甚至可以隐匿起来相机而动;即便失败无非一死,远好过一生提心吊胆或者受尽屈辱而死。这个假设是比较表面化的,也比较符合慕容复的性格。但是大家是否想过?既然段誉营救萧峰已经溶入了那么多政治上的考量,那么对于慕容复他是否还是那样纯洁?不会,在段誉即位以后,他自然要实施一系列措施来稳固自己的政权。尤其是北上抗辽之前,他不可能不先稳固后方,那么作为肘腋之患的慕容复必然成为他首要对付的目标,试想,段誉在花香满路事件时武功已经高过慕容复,即位以后得到各大臣的帮助,加上专政机关的协助,搞一个全国大排查,慕容复自然无处藏身,加上宋、西夏等国又与大理有密切关系,所以慕容复的危机还是相当大的。我们可以想见,在几次甚至十几次的较量后,慕容复终于被段誉不断的追杀和打击下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当然段誉杀掉慕容复是易如反掌的,但他不能杀,因为王语嫣的存在,如果杀了他,那么这个人就会成为王语嫣一生的痛,同样会成为段王两人之间的刺。所以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用一个合适的方式让王语嫣知道慕容复没有死,但他已经不是那个让她爱的那个大英雄了,他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这样王语嫣既可以死心,又不会太伤心……这样的例子在金书上是特例吗?不是,另一个例子是鹿鼎记中的郑克爽,郑在投降以后,不断受到韦小宝的骚扰敲诈,已至于未老先衰,不复当年的风采。阿柯见到之后的反应是什么?她比较庆幸自己最终是选对了夫君,如果作了忘国臣妇,下场还是非常之惨。当然,段誉心理不会太阴暗,以至于故意羞辱慕容复;王也不会太无情,以至于嫌贫爱富;韦小宝也不会是为了向阿柯显摆而去羞辱郑公子;阿柯也不会知道历史上还有一个叫小周后的女子比她想象的还要悲惨。但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在书中,王、段都对慕容复的结局很释然。第一个假设,太表面化,完全是赌博;第二个假设太阴谋化,不太符合人物的性格。那么我们引入第三个假设——该事件是一场由双方共同策划的,各方各取所需的政治秀。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段誉的性格,他不太可能冒着让王一生伤心的危险而非要杀死慕容复,而慕容复其实也失去了争夺天下的能力。但是即便如此,对于大理来说,慕容复也是不得不杀的人物,这既是国恨,又是家仇,还关系着上一代的一些秘密。这样段誉在慕容复的问题上是处于两难境地的。我们来看看慕容复一方,无论慕容复是否真的疯了,他都必须面对来自大理的威胁,我们假定慕容复没有疯,那么排除这种威胁的最好方式就是第一种假设那样行事。但如果他真的疯了呢?段誉手下的大臣大多数都是老成持重的政治老手,他们自然知道如何来解决领导的难题。段誉的两难境地,只要有点经验的人都能感觉到,如何揣测领导意图,并创造性地完成工作,是一个合格的高级下属应当具备的素质。因此,一场由大理高官导演的大戏就这样上演了。他们与阿碧取得联系,让她来配合这次行动,条件很简单:1、保证慕容复的安全,2、如此这般就能使王彻底离开慕容复,那么阿碧就可以永远和慕容复在一起。我看不出阿碧有什么理由会回绝这样的条件。所以,在段誉等人回大理的时候,在一个看似很偶然又很必然的机会,段誉、慕容复、王、阿碧等人自觉不自觉地上演了这场大戏。大家各取所需,一个棘手的“真龙棋局”就这样迎刃而解。三、定位——后萧峰时代的结局在后萧峰时代,江湖各大势力对自己的未来作了一个定位,而当定位完成以后,整个宋辽时代也宣告结束,同时江湖的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下面我们就来逐个分析一下他们是如何定位的。辽。辽在后萧峰时代是第一军事强国,而且是霸权主义国家,但大家都知道,辽在此后不久就为金所灭。那么在后萧峰时代我们是否可以一看端倪呢?首先,耶律洪基并不是什么文武大帝,而是一个自负卤莽的匹夫。这样评价他,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看。在做人方面耶律极其卤莽,而又噬杀,没有一个君主应有的深沉。我们来看看耶律几次打猎的经历:第一次在打猎时候被萧峰擒获;最后一次对阿紫连射多箭。都是耶律主动出击,在没有对敌人(猎物)进行准确评估的情况下就贸然出头。显然他这两次运气好,如果萧峰不是想抓个活口或者阿紫眼睛没好,这位皇帝显然都会立时被杀。当然包括他被段虚擒拿,更主要是因为他这个人自负轻敌,没有将对手放在眼里。在耶律执政的过程中,他的卤莽自负一样显而易见。首先他用人不明,让个南苑大王轻而易举地反叛成功。其次,他严重脱离群众,当他宣布与宋建立和平关系的时候,全军欢欣鼓舞高呼万岁,他才想到原来军中厌战情绪已经如此高涨。再次,他不知总结经验教训,前面刚感到军队厌战,转脸就想“女真人着实可恶,应该先行剿灭”,难道对于当时的辽来说与宋战还是与金战有本质的区别吗?其实耶律回去以后最该考虑的应该是为什么军队会厌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谁是目前我国最大的威胁,我应该先灭掉谁。再次,也是最主要的,耶律没有为辽确立一个准确的定位。当时的大环境是全天下都在进行整合洗牌,随着宋少壮派皇帝的上台,宋辽的冷战状态已经进入白热化,而辽在萧峰问题上几乎与周边所有国家交恶。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合纵联横,将政治外交上的劣势化解掉才是当务之急。而从辽最后的结局来看,他们并没有那样做,兀自做着大国的迷梦。再说大理。大理是小国、弱国,段誉以前的历任君主都采取中间偏右的外交路线,即一方面积极向近邻宋靠拢,另一方面不与辽、西夏交恶。而段誉上台以后,对外政策进行了调整,完全倒向宋。对慕容复等势力进行了清理,在营救萧峰事件上一改以往低调策略,大张旗鼓大造声势,不惜与辽彻底断交并积极向宋靠拢,将本国命运与宋进行捆绑,形成牢固的战略联盟。大理之所以如此行事自然也有他自身利益的考量。一方面,在营救萧峰行动中,大理根据当时的情况认为,全国形成了“抗辽统一战线”,只要从中调处得当,大理完全可以以比较小的代价换取在新联盟中相对比较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宋少壮派皇帝掌权,以及对辽的积极备战,必然也会对对外政策进行调整。以前的骑墙派将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比起千里之遥的辽来说,还是近邻宋更好一点。再说,有宋在身后撑腰,以后在对吐蕃事务上,大理也可以有更多的发言权,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营救萧峰行动更可以看作是大理投入宋阵营的投名状。下面说西夏和宋。在后萧峰时代西夏的定位是什么?基本上可以说是“均势和孤立”主义。也可以说是骑墙派。这个也好理解: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西夏既和辽接壤又和宋接壤,得罪谁都面临着对方直接的威胁。所以环境不容许他象大理那样一边倒;就实力来说,西夏虽然不强但也殊不可辱,任何一方对于这个邻居只能是拉多打少,所以他有资本坐山观虎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西夏帝后两党斗争激烈,造成内耗严重无力对外,所以暂时韬光养晦。说他们偏安一隅可以,说他们下一盘很大的棋也可以。那么,西夏在定位上是否有差错呢?我认为他没有什么大失误。相对于辽来说,西夏守弱的既定方针已经实现。而且政治主张上的慢半排,也使自己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在整个后萧峰时代,西夏主要还是以内为主,基本放弃了对外扩张。原因就在于虚竹加入后党以后,反对派实力大增,内有高手可以同一品堂争雄,外有强援于宋辽都很有影响力,所以皇帝必须避其锋芒,讲主要精力放到国内,弱化后党影响。这种思想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营救萧峰行动。在此行动中辽或者说耶律基本是处于被“天下围攻”的态势,无论是宋、大理帮派还是女真人,都空前团结起来,可以说整个江湖都在与辽为敌。但西夏的反应比较耐人寻味,他们只有虚竹为代表的后党一派以个人身份参加,而没有一品堂的身影。这说明西夏并不想介入太深,显然如果营救失败,那么辽必然迁怒西夏,这种为他人火中取栗的事情自然少做为妙。所以后党想出这个头,好你出你的,将来辽真追究起来,我大不了把责任全推给他们。但是,西夏是否有第二手准备?当然有,万一营救行动成功,并导致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对辽的讨伐战争的话,西夏自然不会将到手的肥肉拱手让与女真和宋,但西夏不能做出头鸟,他在等机会,等待整个事件的主角——宋哲宗的态度。而正是宋的态度,决定了后萧峰时代的政治版图。宋朝政府在整个营救萧峰起着重要作用,宋哲宗上台,各项政策表明他想当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对萧峰的营救行动将成为一个很好的对辽开战的引子,不但可以发动广大江湖帮派为王前驱,借助辽国内乱之时杀他们个措手不及,而且可以利用萧峰深厚的人脉形成对辽的包围之势。可惜事情却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宋对于营救萧峰行动异常冷漠,他们显然没有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这又是为什么呢?我的观点是,正是这场萧峰营救行动打乱了宋的部署,坏了宋的事。萧峰在辽是主和派,是宋辽发生战争的阻力。宋如果为了一个主和派而发动战争显然是出师无名。但是宋朝帮派如少林、丐帮等的贸然行动,使得整个冲突显得如同宋朝挑起一般,这反而让宋无法表态。在权衡利弊后,此时宋还没有主动与辽开战的能力,宋还是尽量避免与辽的正面冲突。综观营救萧峰行动。对于宋来说,这是一件打乱了其部署的“下克上”事件。辽国抓捕亲宋派官员萧峰和积极备战,对于刚刚掌握实权的宋哲宗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情。辽国内部鹰派一家独大,自然造成地区形势的紧张,也迫使宋朝上下包括宋本身的主和派不得不加入备战的阵营里面,可以很好地凝聚人心调动全国力量一致对外。可想,当宋哲宗听说萧峰被抓,八成会高兴地拍案叫好,哪里会对他的安危挂怀?但问题是,宋哲宗刚刚走上领导岗位,国家还没有从和平建设时期向战争准备阶段过渡。萧峰被抓事件事起突然,宋朝完全没有相应的准备对该事件做出比较激烈和极端化的反应,此时贸然出兵后果殊难预料。我在文章开始就说过,江湖因为萧峰被抓事件突然加速,让一切矛盾来了个总爆发。对于辽国来说,情形同样如此。耶律在得知宋朝少壮派上台以后,立时南下准备筹划对宋战争,似乎是志在必得。但仔细推敲下来问题很多。1、辽国刚刚经历楚王叛变事件,国内政局不稳;2、宋朝政策刚刚制定,国内尚没有乱象;3、征伐宋朝,军队尚未动员,粮草准备未齐,计划尚未完备。以上三点问题没有解决,辽国怎么可能会大举进攻宋朝?如果辽国强大到完全不用考虑以上问题就能灭掉宋朝,那么宋怎么可能会支撑到现在?因此,我认为耶律抓捕萧峰也是一个突发事件。耶律南来的初衷是说服萧峰接受他伐宋的政策,并担当前敌指挥。以后的诸多准备必然要慢慢进行,等待合适时机对宋作战。而宋朝根据军事战争的规律也应该是逐步提高战争警戒等级,逐步进行战争动员。如果萧峰是一个政治家,他最好的对策自然是先应承下耶律的要求,然后说,伐宋事关国家命运,不能草率行事,一定要认真准备详细部署。此后准备过程中,囤积粮草马匹军械阵仗,训练军队搜集情报,哪项工作是须臾能完成的?这样拖下来,一两年是它三五年也是它。有萧峰在这里,给你来个出工不出力。后方主和派再造些个舆论,辽国的侵宋战争自然就会大大拖后甚至国家有变就此取消。但是,萧峰是个耿直的人,有什么说什么,朋友军臣相交都是肝胆相照坦诚相待。这样的人最好交,也可以是最好的朋友。但作为臣属,如此不讲究方式方法就很难化解复杂的政治困局了。正好耶律也是个驴脾气,你越跟我拧我越跟你顶,你不是说伐宋危险吗?不是说什么兵凶战危吗?你不是不愿意为我效力吗?难道我少了你萧峰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我现在就整顿兵马,打他一场,让你看看我有如何手段。所以在萧峰被抓之时,整个江湖历史就突然加速了,耶律不按战争规律出牌,国内准备不足,甚至下层官兵的动员工作都没有做到位;宋朝只是刚刚贬了几个温和派官员,国内局势与太后执政时代尚无太大变化;萧峰的朋友部属结合起来成为辽国的肘腋之患。但这样作战怎能一举成功?天下大事真的如此,历史倒简单了。所以耶律也就是头脑发热,等作战一有不利,退兵是很正常的事。这次声势浩大的战争最多不过是一场大规模的打谷草活动。在这种情势下,宋朝如何应对?也如辽国一样干脆把水搅浑,早晚是一战,现在就来,我们拼拼国家的综合实力?显然不成,宋与辽不同,辽是游牧国家宋是农业国家,宋战争动员的周期比辽要长得多,一旦开战宋必然大片国土沦丧,首都危急。因此在后萧峰时代宋还是处于守势,在等辽国国内出现变数。虽然哲宗渴望北伐,但也是对于楚王变乱之时没有趁机捞一把而感到懊恼,让他现在就进攻,他可能同意吗?雁门关守将的反应正好表现了宋朝政府的态度。以当时的情形,宋朝必定要对边境增兵加紧防御。所以雁门关这样重要关隘的守将很可能不是当地守军,而是中央派遣的禁军大将。他很清楚中央的态度,对于此次营救行动宋朝政府采取了低调处理的态度,不过分刺激辽国,将这次事件的调子定位在民间人士的个人行为上,而不是政府授意或支持下的行为。因此,由少林主导的这次萧峰营救计划,不可能成为宋辽战争的开端。后萧峰时代的结局——从三大门派的转型看帮、派发展模式的新变化。后萧峰时代的江湖有一个影响最深远的结局就是帮派发展模式的变化。简单说是帮、派分离。我们说的帮派其实是一个比较笼统的称谓,其实帮与派有着比较大的区别。帮是外向型的组织,如同现在的公司,虽然可以有自己的培训机构,但主要还是靠吸收外来人才来维持自己的运作;派是内向型组织,如同现在的学校,虽然可以有自己的校办工厂,但主要还是靠输出人才来维持自己的运作。那么在萧峰和其以前的时代,我认为帮派更趋近于帮,江湖多为“前店后厂”式的作坊帮派。丐帮、少林、星宿、段家等等都有自己一套完整的武学和传承体系,但都热心于江湖上的公共事务。而到了后萧峰时代,以丐帮与少林的分野为标志,帮、派开始分离。那么是什么促成了这次分野事件呢?答案仍然是萧峰营救事件。此次事件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政治事件而不是简单的江湖纷争,少林和丐帮作为江湖帮派原来是游离于政治核心圈的,而在这一次事件中走到了前台,甚至是走上了国家命运的风口浪尖。那么这两个帮派的政治理念和主张就必须经受社会舆论和政府的考验。在营救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少林营救萧峰理由是萧峰宅心仁厚,为避免两国交兵而牺牲自己,所以是善人要救;丐帮理由相当简单,既然萧峰极力阻止辽对宋的侵略,那么他一定是汉人不是契丹人,他非但不是丐帮的敌人,而是丐帮乃至宋的民族英雄。很显然,丐帮的理念更加政治化也更加民族主义,在整个《天龙八部》里面,丐帮都是一个民族主义思想强烈的组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深入人心。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往往比较得人心,也比较痛快。事实上,在敌我矛盾很尖锐的情况下,比较纯粹的简单的对敌政策反而比较容易把握也比较容易取得良好的收效,在特殊时期,人们很难也没有时间对敌对方的人进行逐一甄别。那么在营救事件以后,敌我矛盾上升为汉民族的主要矛盾,江湖必须整和重组。所谓一山难容二虎,丐帮和少林的基本政治理念上的分歧难以弥合,如果仍然各自为战必然分化宋的抗辽势力,所以,两帮的分野也就势在必行。分野过后,丐帮成为比较纯粹的民族主义帮派,开始广收豪杰为己所用,以抗击外来侵略为中心,一手抓流民的安置和培养,一手抓招揽各界精英人士;少林成为比较纯粹的学术性组织,逐渐淡出政治斗争的核心,置身于象牙塔中。最明显的例子是到了数十年后的郭靖时代,原本叱咤风云的少林竟然在政治斗争和国家保卫战中销声匿迹。这其中自然有其内部组织出现巨大变故,内耗严重的原因,但主要的我认为还是其政治理念使然使其在那个时期主动原理了斗争中心。伴随着这两个江湖最大帮派的转型,江湖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转型浪潮,直到后郭靖时代,江湖大帮在元政府的清剿与打压下逐渐衰落和向秘密社团发展。以少林为首的门派势力得到很大发展,少林、武当、峨眉、崆峒、昆仑等门派势力逐渐成为江湖的引领者和弄潮儿。既然是转型是改革那么必然有成功有失败,丐帮和少林算是转型成功的典型,那么失败的又是哪个呢?显然就是逍遥派。下面就说说逍遥派。逍遥派与少林可以说是释道两教两家最有实力的代表,在此次转型中,两派却走上了相反的改革道路,少林由帮而派,逍遥派由派而帮。应该说在无崖子的师父那一辈,逍遥派应该是最“为武术而武术”团体,是真正意义上的派,但在无崖子以后,李秋水、天山童姥、丁春秋三个开始走上向帮发展的道路,无崖子的嫡系后人苏星河还基本保持了派的本色,但他的徒弟薛穆华就很有帮的习气了。所以,当虚竹成为逍遥派掌门人的时候,他管理的就不是一个门派而是一个派系复杂矛盾重重的江湖大帮。根据前面所说,逍遥派构成主要有以下五部分:灵鹫宫、西夏后党、星宿派、岛洞势力和苏星河系成员。这五部分势力本身就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八部女跟岛洞势力原本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岛洞势力一贯被她们欺压,原来有生死符制约还能保持平衡,如今这个制约机制没有了两派矛盾必然要激化。西夏后党以前是李秋水的手下,与八部女自然也互有血债,如今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也难免有矛盾。苏星河系与星宿派成员有杀师大仇,很难团结一致。岛洞势力自身也是个松散联盟,他们之间也有很多矛盾,一致对外还可以保持安定,一闲下来麻烦自然会增多。星宿派本身就是个不稳定因素,到了新环境自然少不了媚上欺下、拉帮结伙、挑拨离间。这是纵向上的,而横向上的,苏星河系与灵鹫女众都认为自己是逍遥派的正宗,苏系认为自己与虚竹都是无崖子的嫡传;灵鹫女众认为虚竹是天山童姥指定的掌门人;西夏后党因为银川公主的关系自然要进一步对虚竹施加各种各样的影响;岛洞势力因为是虚竹进入逍遥派权利颠峰的引路人已经开始向以前不敢企及的权利核心圈进军……在如此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如果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自然可以趋利避害左右逢源,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选”。但以虚竹的经验才干和理想来看,他根本无法驾御如此复杂多变的时局。具体表现如下:虚竹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主张。在营救萧峰行动中,虚竹与段誉都有一次为本集团赢得政治利益的机会。段誉的表态很明显,而虚竹则态度暧昧。显然萧峰的永不攻宋实现了段誉的政治诉求,但如此也将辽进攻的矛头指向了西夏。耶律早在事件发生以前就曾问过萧峰西夏是否可取,说明辽本身就有志于西夏,如果不是女真人异军突起,事件结束以后难保辽不会对西夏进行军事惩罚。所以虚竹的行为让西夏后党和逍遥派的行动完全成为为他人火中取栗,必然会引起后党的不满造成本帮内成员的怨望。虚竹的表态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逍遥派无心政治,那么一个对政治不关心的帮派是根本无法成为江湖大帮的,虚竹的表态也等于他自己将逍遥派以后向全国性大帮发展的道路封死了。话又说回来,逍遥派如何成为全国性大帮?道路只有一个:完全投靠后党势力与西夏一品堂正面对抗,最终在西夏取得绝对优势甚至建立如大理段氏那样的“帮天下”。前面我说过,西夏帝后之争作为后萧峰时代的一个重要暗线左右着这个西陲大国的政局。虚竹作为西夏驸马并继承了后党势力代表李秋水的政治资源,只要涉足政治,那么必然要介入西夏的帝后之争,以当时逍遥派的实力,他们也完全有这个能力在西夏大展拳脚。但政治斗争不光要看谁拳头硬,更主要的还要有过人的眼光和老道的权术,这些都是虚竹不具备的。而虚竹本人也不会热心于复杂虚伪的政治斗争,所以虚竹很难在这方面有所建树。那么是否存在后党架空虚竹,利用逍遥派资源取得西夏政权的可能性呢?答案也是否定的。由于逍遥派内部各派矛盾太大,而且各自自认正宗,谁都不会容忍另一派掌握具有无上威望的虚竹。那么逍遥派是否能向门派的方向发展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作为门派就必须纯洁自己的队伍,要建立比较正统的传承体系。这个过程本身也不是说说那么简单,其中也少不得一些血腥和权谋。首先要纯洁队伍,那么作为外系的岛洞势力就必须要进行边缘化甚至甄别清除。但实际情况是,作为岛洞系统的代表人物乌老大竟然堂而皇之地成为留守灵鹫宫的主将,显然这是新领导上台就对老部下论功行赏的行为。但这种毫无原则的论功行赏必然会影响到自己后面改革的继续。建立传承就必须要确立正宗,就必须在苏系、女众系、西夏系甚至是星宿系确立一个正宗作为主体。然而在以后的历史中我们没有看到这个过程,在最象逍遥派武功的吸星大法身上,我们看到的竟是化功与北冥的杂交品种,也就是说,连最为外道的星宿系武功都没有被清除,可以想见,逍遥派武功的纯洁性在那个时代被彻底打破,而一个门派武功的纯洁性一旦被打破,那么这个门派就会失去很大的发展空间,并逐渐走向衰落,典型例子就是华山派,当部分葵花宝典的武功流入华山以后,华山分裂为剑、气两派,而最终衰落。那么造成这样结局的症结在哪里呢?其实还是在虚竹身上,虚竹不是一个改革家,他不明白改革的阵痛有时候是必须的,他为人太过谦和仁厚不愿意伤人太重,另一方面虚竹获得成功太过简单,他根本没有经过获得高深武功的艰辛过程,也不知道培养弟子不能杂乱无章地教学,而是要有一个科学系统的培养过程。所以逍遥派的改革就在虚竹的妇人之仁与懵懂无知中逐渐死去,不难想象,虚竹在时,以他个人的能力与威望还能够统御这么一个纷杂的集体,当他力不从心甚至死去以后,逍遥派逐渐走上了分裂与崩溃。这一点与后阳顶天时代的明教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只不过逍遥派没有明教那么好的运气,不能得到一个中兴之君。(金庸武侠思想的一脉相承性在此处也可见一斑)第三章、解析金庸的文脉——江湖上的英雄大会一个有很多作品的小说家,他的文章或多或少地都会有一定的连贯性,如果连贯性强了,就叫什么几部曲,比如金庸的射雕三部曲,巴金的家春秋,凡尔纳的科学三部曲等等。如果连贯性不强,那么他的思想就是以暗线的形式来表现的,这种暗线也可以说是一个小说家的文脉。金庸的文脉是什么呢?是金庸对于中国历史的理解,是他对于江湖与政治的考量,所以我说,金庸的文脉也可以叫做——金庸中国史。金庸中国史的基本脉络大概是战国《越女剑》——北宋《天龙》——南宋《射雕》、《神雕》——元《倚天》——明末《碧血剑》——清初《鹿鼎记》、《书剑》——清中期《飞狐系列》。这个贯穿中国历史的一条文脉几乎囊括了中华最波澜壮阔的历史,也给了金庸可以实践自己想法的舞台。在金书中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金庸将某些看来是二择的难题通过不同的小说都进行了实践,从而让读者可以清晰地知道他对于这件事情的取舍。比较明显的有,关于江湖帮派是否能左右政治的问题,丐帮与明教一成一败就是将这个难题做了很好的解答。如果没有明教,可能会有读者认为,如果丐帮怎么怎么样一定可以保大宋江山,郭靖如何如何也许可以荡涤乾坤。但是看了《倚天》以后,金庸明确地告诉我们江湖帮派和农民起义最终只是被利用的对象,当年即便丐帮成功最后也不过是明教的下场。还比如逍遥派的虚竹似乎运气很好,整合了逍遥派这么大的一个帮派,似乎前途一片光明,但是明教的内乱也给出了一个反例。那么如何来解析金庸的文脉呢,我这个人是比较喜欢看热闹的,所以,我看金庸的文脉都是在每部小说中最精彩,人物最集中的江湖大会上寻找端倪的……天地会——红花会:最近的又是最远的。金庸笔下清朝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大帮派,也是金庸塑造的最早和最晚的两个帮派。从这两个帮派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金庸关于江湖、帮派、政治的认识。在《书剑》中,我们看到的红花会是金庸最带有侠义小说色彩的帮派,这个帮派上下一心,一团和气,简直是一个标准的“和谐帮派”;而天地会内忧外患、帮派成员勾心斗角,甚至投敌叛变的人一个接一个。究其原因,早有定论:金庸初写作思想和对江湖的认识还不是特别成熟,小说中多敌我矛盾少内部斗争,到了《鹿鼎记》,他老人家什么都看得多了什么都经得多了,政治斗争就多过阶级斗争了。当然大势自然如此,但是这两个社会环境相对接近的作品中没有某些相似之处吗?能从中发现一些金庸先生对政治斗争认识上的得失吗?我认为还是可以从中一窥端倪的。第一、比较跑题的。可以看到金庸的民族观并不是他在写小说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是早有方向逐步完善的。《书剑》中,陈家洛最后皈依伊斯兰教,而且全书对于少数民族少有毁弃,只是专门提出满汉矛盾,说明金庸本来就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者大汉族主义者。到了《鹿鼎》,最后形成了连满汉矛盾都可以不称之为矛盾的地步(境界)。但大体路子并没有改变。下面是正题:天地会和红花会是金书中最接近政权核心圈的帮会(明教虽然最终夺得了政权,但小说只提了一个头,而夺得政权那艰辛的历程其实只是开始),作为金庸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帮会,他们的行事竟然惊人得相似,在斗争方式上惊人得幼稚。说红花会幼稚,大家一定都会想到陈家洛出卖爱情寄希望于乾隆这样的愚蠢行为。其实陈家洛的愚蠢远不是这时才表现出来的,真正表现陈家洛愚蠢的地方恰恰是精彩纷呈的江南之行。江南之行,红花会可谓风光无限:人他们救了,皇帝他们抓了。但是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吗?又或者他们想达到什么目的?红花会江南战役一共有三个步骤:一、营救文泰来;二、擒拿乾隆;三、展示红花会绿营实力。那么他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营救文泰来就是告诉乾隆,你身世秘密已经不可能隐藏了,所以你清朝皇帝地位的合法性将受到极大的挑战;擒拿乾隆,目的就是要逼迫乾隆并告诉乾隆红花会有能力威胁他的生命;展示绿营实力,是说明红花会在军队中的影响。看起来这三环是环环相扣的,可以给予乾隆巨大的压力迫使其与红花会合作,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之处。那么其愚蠢性在哪里呢?它在于展示以上实力以后是否有相应的后续措施来巩固以上的结果。显然红花会完全没有顺着这个路子继续走下去。以上三大步骤,都是利用了老帮主创下的基业,用流行的话讲就是在挥霍上一代领导人的政治遗产。等到政治遗产挥霍得差不多了,该新一代领导人行动的时候,陈家洛以及他的领导核心竟然没有领会到老帮主的政治意图,走了一步缓招——援助回疆。回疆叛乱与展示绿营实力其效果和能达到的目的其实是相似的,都是向乾隆表明红花会有很强的军事实力而非普通江湖帮派,甚至可以发动一场起义。那么既然已经展示了绿营实力了,就没必要再做无用功。一方面要策反乾隆让他能够为我所用,另一方面还处处与他作对,在军事上不断给他制造麻烦。对于红花会当时的实力来说这显然是愚蠢的。能带来的只会是乾隆对于红花会的不信任甚至是憎恶。那么红花会下一步如何行动才能主动呢?很简单,以陈家洛为首,大批红花会骨干必须加入清庭,或成为侍卫,或当官员,最好能掌握一定军权。而此时回疆叛乱正是一个大好时机,陈家洛应当立时提出愿意领兵前往平叛,具体过程当然可以耍一耍手段,与霍青桐配合一下,只打满军不打汉军,消耗旗人而让汉人得到军功。应该看到回疆叛乱并不是分裂势力叛乱,而是官逼民反,战争也是逐渐升级的,乾隆这个人其实极好面子,他的所谓十全武功,很大程度上都是他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导致叛乱,然后随着战争不断升级,最后一个小事情变成大叛乱。而只要给他足够的面子,乾隆还是可以接受与叛军和解的,比较有名的例子就是台湾林爽文叛乱,最终双方可以说是各退一步,也算和平解决地区争端了。所以红花会完全有机会和能力成为清庭与回部的调和人,并从中攫取大量的政治利益。试想,如果红花会调处得当,不但可以利用回疆削弱旗人势力,还能趁机获取军队实权,在外给乾隆以压力。而在内,红花会成员或明或暗地加入清庭,然后着手以各种手段剪除满人勋旧势力的羽翼,控制或者暗杀朝中能臣。这么做看似会引起乾隆警觉,导致他对红花会不满。其实不然,因为前面的表演,乾隆明白红花会有能力对他进行肉体毁灭,所以他是很顾忌红花会的实力的,而如果一方面让乾隆知道红花会是他巨大的助力而非敌人,另一方面为乾隆剪除那些勋旧老臣,使他可以有足够能力对付太后一党。那么乾隆对于红花会的态度自然会是又怕且爱,而陈家洛在回疆领兵鏖战,内外配合,这样乾隆就不敢对红花会动手,假以时日,自然大势可定。这个策略其实就是《天龙》中慕容复投靠段延庆的策略,很简单也很明显,不可能不为乾隆所防备。但是《书剑》有一个很极端的环境:1、陈家洛有机会获得兵权,并且在军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力;2、乾隆有意做一个汉人的开国之君,所欠缺的一个是势一个是力。势为汉人在清庭掌握要冲,力为要有人给他来个黄袍加身。红花会是有机会作到上面两点的,虽然事成之后,红花会少不得遭到明教般的清洗,但是既然红花会众人以恢复汉人天下而不顾自身性命,那么被汉人皇帝清洗难道不更好吗?而以陈家洛为首的红花会领导核心在展示了自己“实力”以后就没有了下文,一系列举动非但没有涨乾隆之势,反而削弱了乾隆在朝廷的影响力。最终让乾隆把红花会和太后当成了同等重要的敌人。以红花会人物的才智,怎能想不到满人对于这个非我族类的皇帝不存一点戒心?如果当时乾隆身边有红花会的人,当太后拿出雍正遗诏来要挟乾隆的时候,几个红花会死士或冒死偷出遗诏,或毁掉诏书,并击杀几个上三旗宿老。那么乾隆还会布局剿灭红花会吗?当他拿到遗诏,并看到那几个高官死尸的时候,你认为他还会顾忌太后的势力吗?又或者,红花会掌握遗诏,并以此相威胁,把乾隆逼到不得不反的地步,事情的结局还会那么令人憋屈吗?造成这样结局的主观原因是:江湖帮派长期脱离政治核心圈,对政治斗争的认识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产生了对皇权绝对的迷信而不知道皇权并非无所不能。具体表现是红花会认为只要乾隆同意改换门庭,只需要下一道圣旨就可以驱逐鞑虏,恢复汉人江山。所以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在争取取得乾隆这方面的许诺。书中有一个细节:乾隆在发誓恢复中华以后,陈家洛就放了他,竟然没有在他身边放置一个眼线。使得乾隆的“恢复汉人江山”行为完全成了一个自律行为,虽然君子慎其独也,先不说乾隆是不是君子,即便是君子红花会就不需要他再受他人挟制?这种愚蠢的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协议,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能有什么约束力?反过来,乾隆也知道陈家洛是个君子,但是当陈家洛带香香出去北京的时候,乾隆却不忘派手下严加看管。这就是政治家和侠客的区别。正是这种区别让红花会失去了最后的主动权。所以红花会的失败,是他们对于皇权的高估造成的一系列行动上的幼稚愚蠢造成的。说句题外话:陈家洛作为金庸笔下第一个大帮派首领是幸运的,他没有经历激烈的内部斗争就登上大位。也正是如此,让他失去了学习政治斗争的机会。另:仔细分析一下红花会,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是有一点内部斗争的雏形的。而金庸在以后的作品中将这个雏形进一步挖掘最终形成了另一个脍炙人口的大帮派——明教。例证:1、文泰来与谢逊。文泰来是四当家,而谢逊是明教第三法王,地位都是不高不低。但是他们都很得老帮主的青眼,谢逊被指定为继承人,而文泰来则直接参与了老帮主见乾隆这样最机密的事情。可见,如果没有陈家洛的话,文泰来一定是下一任帮主的最有力人选;2、无尘道、赵半山、徐天宏、文泰来、杨成协等人的关系。其实排名前几位的红花会当家武功都差不多,徐天宏武功稍差但是有计谋算半个政治家,他可以对应明教的彭和尚,杨成协似乎是被兼并过来的,到了明教可以对应殷派(当然殷派比他要强很多),前面几位不用对号入座,但是如果真有内乱,其形势跟明教内乱也不会有太大分别;3、骆冰跟鱼于同。大家都能看出来吧——龙王跟范遥。只不过在《倚天》里,将这种关系给加强了,从中增加了很多故事。所以说红花会是一个和谐版的明教,而明教就是一个乱局中的红花会,两相印证可有一定收获。说完被高估的陈家洛,下面就应该说说这个段落的另一头:《鹿鼎记》。《鹿鼎记》中天地会的失败也有一个主观的认识的偏差,就是:天地会严重低估了一个人——韦小宝。其实天地会有比红花会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江湖中人心向汉,清朝内忧外患立足不稳,天地会外有强援内有人望。可是天地会输得更惨,不但大事不成,内部还屡屡出现叛徒,成为金庸中国史中最失败的大帮派之一。原因何在?第一、政策出现重大失误;第二严重低估了韦小宝的作用,造成人才浪费。为什么说政策失误呢?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1、天地会组织过于松散,没有主攻方向,帮派力量无法形成合力;2、天地会高层深陷台湾夺嫡斗争泥潭,在中原失去进取之心;3、天地会经营不善,帮众待遇的增长无法同步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具体的,天地会堂口众多,但是各自为战,各自在自己的地盘上确实呼风唤雨,但是真需要他们集中起来做大事情的时候未必有足够的执行力。就当时的情况,青木堂因为韦小宝的关系,应该可以成为天地会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同时借此机会天地会完全有可能在直隶地区壮大自己的队伍。而东南洪顺堂因为有吴六奇的加入,加上可以与台湾相呼应,也是大有作为之地。而显然,青木堂的实力在《鹿鼎记》一书非但没有得到任何加强,还因为战斗减员而不断削弱。为什么天地会不能在各堂口选择一批年轻的后备力量到青木堂挂职锻炼?韦小宝虽然不会主动扩充青木堂势力,但是他是不会反对陈近南扩充青木堂的,而天地会这么多堂口中,青木堂应该是陈近南最关注的一个,首先,韦小宝堂主地位的合法性不够坚固,堂内发生过内乱,以小宝武功不一定能统帅了这么多高手;其次,韦小宝是陈近南的关门弟子,地位特殊,陈近南必须对他和他的堂口多加提点,否则稍有差池,他自己的面子也将大大受损。那么青木堂为什么长期停滞不前呢?道理只有一个,陈近南本人就没有着手扩充青木堂的意思。再说洪顺堂的吴六奇,他是手握重兵的大将,又与台湾互成犄角之势,天下大乱正是洪顺堂大展宏图之时。而天地会想把这个文章做足,就必须加强洪顺堂,在吴六奇的队伍中多安插天地会会员。但是我们看到,当吴六奇被吴三桂派人杀了以后,天地会就失去了对东南这支队伍的绝对领导,在削藩战争以后,吴的部队很可能成为了平定台湾的马前足。陈近南与郑克爽的矛盾,其实就是台湾内部多嫡斗争的延伸。陈近南在力挺郑经的过程中,逐渐地迷失了方向,忘却了斗争的主要方向,自己人生定位出现了偏差,导致失去了进取心。理由:当韦小宝猜到陈近南深陷夺嫡斗争泥潭的时候,曾经劝过他不要再管台湾的事情。但是陈近南予以回绝,理由是“郑王爷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听起来道貌岸然其实大错特错,郑王爷以国士待之,那么是想让你这个国士干什么呢?为他看家护院?保郑家永占台湾?不是,而是让你陈近南辅佐郑家光复汉人天下驱逐满清的!观陈近南,他显然在思想觉悟上出现了偏差,他把自己当作了郑家的附属品,而不是一个为天下汉人谋解放的革命者。这样的领导干部在指定政策的时候自然会以台湾小家为要,而置中华大家而不顾了。那么陈近南就不可救药了?不是,其实一个人一生都会遇到一些思想上的障,当时陈近南就是在过这个思想上的坎,如果有一个人从旁稍一点拨,或许他就会豁然开朗,走上正途。有一个正面例子,昆仑三圣何足道,棋力胜强郭襄百倍,但是执迷于困局的时候,郭襄一个放弃中原进取西域,就让他茅塞顿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试想一下,如果当时韦小宝立时道:“师傅,郑老王爷器重您,让您创立天地会,是为了保住郑家家业还是恢复汉家江山呢?现在天下行将大乱,正是实现他老人家宏愿的大好时机。您却掣肘于他家的家事而贻误战机,这样是以国士报他吗?”此时,陈近南会如何想?他还会再顾虑台湾那些勾心斗角吗?当然韦小宝不会这么说,一,他的见识未必能看到这里,二,最主要的,他未必想让师傅来推翻小玄子的江山。但是道理是这个道理。下面继续说天地会的问题:为什么说“天地会经营不善”呢?在文中我们可以有三个细节来印证这个问题。第一是韦小宝拿出银子孝敬陈近南,陈近南说他这个师傅没有徒弟有钱;第二是韦小宝拿出银子犒劳马超兴,马超兴见到那么多银子大喜过望;第三是陈近南得罪郑克爽,立即放下手中大事回台湾解释。前两个很明显,陈近南和马超兴都是天地会的高层领导,按理说每年经过他们手的会费应该不少,韦小宝拿出来的钱是不少,但对于一个全国性的大帮会来说按理这不应该算什么,但是根据他们两个人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天地会的办公经费出现了问题。而第三点如何能证明天地会财政出现问题呢?我们知道,天地会是台湾郑王爷下令组建的,作为台湾的特务机关,他们的活动经费理应由台湾政府提供。如此众多的潜伏人员还要密谋举事,所需要的资金一定是一个大数目。而陈近南在大陆人望极高,天地会势力庞大,按理说台湾对天地会的控制应该不是很强的,他们应该有足够的处分权,但是当陈近南得罪的郑克爽和冯锡范以后马上就去台湾辩白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呢?以韦小宝的话说,师傅武功又高,天地会势力又大,在大陆一定没有什么事可以难为师傅。同样道理,陈近南在大陆执掌天地会,天地会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台湾(杀龟大会天地会得四省,台湾得一省),即便郑克爽回台湾告状,陈近南也不至于吓成那个样子吧。原因只能是:台湾提供天地会大部分甚至是所有活动经费,一旦让台湾郑家心里有刺,那么经费不是被削减就是被扣留,那么天地会帮众生活就无从保证了。那么,是不是我主观臆断,全国性大帮派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呢?不是。我们来看看另两个全国性大帮:丐帮和明教。同是天下第一的帮派,丐帮在《神雕》里面随着它天下第一帮地位的确立,它的财政状况已经非常富足了。在大胜关英雄大会上,已经有所表现。到了襄阳大会,丐帮更是天天大宴不断,整日大吃大喝。而明教似乎没有这样大吃大喝的记录,只是天鹰教出手豪绰和在蝴蝶谷大会上可以看出,那么什么地方可以证明明教财政状况也很良好呢?我们还是从天地会找线索,当韦小宝将宝图献给陈近南的时候,陈近南说将来举事正好需要大量资金。而明教当时是什么状态?小规模起义不算,蝴蝶谷大会上制定了全国范围的全线进攻的政策,所举之事不可谓不大,但是明教说做就做,根本不以资金为意,可见,明教的财政状况使他们的高层有信心发动一场全面战争。所以丐帮和明教一个从日常一个从战时两方面印证了天地会财政状况的捉襟见肘。按天地会在大陆的实力,完全应该可以从事一些三产来解决自身的财政问题。而陈近南显然缺少这种经营才能,估计是他理解郑王爷让他经略大陆的意图有误,天地会不断在扩张,在网罗抗清义士,而自身却没有很好地解决财政问题,试想,台湾要支撑这么大一个间谍网络,所需要的资金是多么庞大啊,而且经费预算作好了,过几天陈近南又说他网罗了哪个哪个帮加入天地会,需要追加经费……可以想象,随着天地会规模的不断扩大,台湾的提供的经费的增长必然滞后于这个速度,长此以往,这些天地会帮众的生活就不如以前滋润了。而康熙年间,经济还是在不断发展的,物价也应该在稳步提高,最终就造成了“帮众待遇的增长无法同步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所以,不断出现帮众脱逃叛变就顺理成章了。下面说说被严重低估的韦小宝。显然,韦小宝被低估在《鹿鼎记》中是很明显的事情,他总被认为是小孩子,而且武功低微,似乎只能靠小聪明才能保住性命,几乎所有的江湖人士都低估了他的能力。既然是暗线,我要说的自然不是这个,而是天地会这个江湖帮派对于韦小宝在政治上的作用的低估。韦小宝这个人很奇怪,他没有学问,大字都不认识几个,似乎只是凭借着康熙的恩宠才能登上高位,用吴三桂的话说,他就是一个弄臣;而且韦小宝贪财,纳贿达到明目张胆的地步,怎么看也不是个贤臣;韦小宝又是一个八面光,跟各派政治势力都有些瓜葛,这样的人总给人一种不能信任的感觉。所以,在政治上看韦小宝似乎不能有太大作为,而且他本人胸无大志,反清复明的信念不坚定,天地会如果以韦小宝为重点进行大业似乎非常不稳妥(《鹿鼎记》的最后也果然出现韦小宝装死逃跑的结局)。陈近南对于韦小宝的认识也是最早抬他出来平息青木堂的危机;后来韦小宝营救吴立身等人成功,陈近南就认为韦小宝做得如此大事,不久江湖就要宣扬出来,那么他就无法在清庭潜伏;到最后韦小宝已经做下无数大事,他才发现韦小宝竟是一个可造就的人才。这种认识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陈近南在《鹿鼎记》书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对于韦小宝的能力是低估的,尤其是他的政治能力。例证就是青木堂在《鹿鼎记》书中一直没有得到补充和扩大,其核心成员还是早期的原班人马。要知道,韦小宝当时已经打入清庭内部,身居高位,其实他需要管理的日常事务还是很多的,以他的学识,应付这些琐碎的行政事务是很困难的,身边多需要一些心腹来帮他打理啊,而青木堂的那帮人,文化水平也就比韦小宝稍高,在政治上根本无法帮助韦小宝。同时,由于陈近南对于韦小宝作用的低估,使得他对于韦小宝这个天地会堂主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培养也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平时师徒见面的机会就少,见了面陈近南不是密切掌握韦小宝的思想动态,不是向他传达会天地会最新动态,而是只注重他一些具体工作上的得失和自身专业技能的学习。造成的最后,韦小宝一直以江湖义气来指导工作,而对于推翻满清,实现汉人复兴这一历史使命的认识一直懵懵懂懂。可见,陈近南在韦小宝这个堂主的使用上出现了问题,采取了错误的用人观和政绩观,放松了再教育和再培养。说韦小宝被天地会低估,还有一个重要侧面就是要看康熙对于韦小宝的态度。康熙低估韦小宝的作用了吗?在大多数人看来,韦小宝是一个弄臣,那些饱学之士、清廉之人,都对于韦小宝这样的人不屑。但是,韦小宝生活在封建社会,在康熙眼里,韦小宝显然不是一个弄臣,而是朝中不可多得的能臣!我们综观韦小宝同志在清庭工作和生活的这段时间,其实康熙是在不断考察任用韦小宝,并不断给予其更加重要的岗位。可以这么说,对于康熙看来韦小宝的地位不比陈近南在郑王爷的眼里低,他同样是康熙的“国士”。支撑这个论点的理由是:第一,韦小宝不是因宠而得到实际权力。韦小宝发迹的开始是陪康熙练武功和擒拿鳌拜,此时韦小宝可以说是因为康熙的宠幸而获得了展露头角的机会。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此时韦小宝并没有任何实权,他的官衔都是虚的,可见康熙此时还真的以他为弄臣。此后,康熙给了韦小宝好几个任务,比如发现假太后、当和尚等等,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任务其实都是康熙的家事而非国事,也就是说康熙到现在还是拿他作为一个心腹。等到康熙认为韦小宝确实大有才干以后,派他做的工作就是国家大事了,比如攻打神龙教、赐婚云南、围剿王屋山、平定罗刹等等。由此可见,此时康熙已经将韦小宝作为自己手下最得力的干将来使用了,而韦小宝手上的权力也是很实际和很大的。第二,从韦小宝推荐人才看康熙对韦小宝的态度。在那个年代,最直接也是最准确的方式就是看他是不是肯重用这个部下举荐的人。显然,康熙对于韦小宝举荐的人都加以重用,而且他们最终都加官进爵成就不可限量。可以想象在康熙眼中,此时的韦小宝自身虽然才疏学浅但是他有识人之能,颇具伯乐之才。第三,从康熙对于韦小宝的一再挽救拉拢上看。按理说,韦小宝在政治上脚踩两只船,是最不能得到领导重用和信任的。但是康熙对于韦小宝似乎是情有独钟,不但委以重任,让他执掌兵权,而且利用各种手段挽救拉拢于他,希望他能回到自己身边来。这是一个弄臣能得到的待遇吗?萧何月下只会追韩信;汉武帝只能容忍汲谙口出狂言。只有真正的人才,真的国士才可以得到如此待遇。所以,韦小宝在康熙朝的政治地位是在不断加强的,其实在柳州与陈近南对话前后,陈近南就应该感觉到韦小宝地位的变化和提升,即便此时天地会转变工作重心,利用韦小宝这个优秀的政治资源大做文章还是完全来得及的,可惜此时的陈近南早已经不是当年作为国士的陈永华军师,而是台湾郑家内部争权夺利的政治旋涡中一叶扁舟,在无穷的内耗中消磨了所有的意志和智慧……那么话又说回来,如何正确使用韦小宝这个人才呢?第一,主观上韦小宝是不可能对反清复明特别卖力的,这是他性格使然的问题。无论陈近南如何教育他,估计他也不会公开反对康熙——他一生中唯一的知心朋友。第二,韦小宝性格上的重义性是康熙对他信任的基础。康熙之所以要不断挽救他,希望他为己所用,最关键的就是韦小宝重义气,可以为他肝脑涂地。但是如果韦小宝真心为天地会做事情,那么他性格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康熙的警惕,最终失去康熙的任用。所以,对韦小宝直接使用是不妥当的,而比较妥帖的方式是通过利用韦小宝的威望来发展自己的势力。从鹿书上我们可以看到,韦小宝接纳人才的能力极强,杨溢之、张勇等人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都倾心于他。而且康熙对于韦小宝的眼力也非常认可,所以天地会完全可以利用韦小宝这个优势做两件事第一,拉拢韦小宝手下的人。韦小宝推荐的人大部分也是汉人,加之当年汉族的民族认同感还是很强的,只要善加引导,将他们揽入自己麾下还是有可能的。比如劝降吴六奇就是非常好的例证。第二,将部分天地会的二梯队人才通过韦小宝推荐给康熙,进而打入清朝内部。康熙对于韦小宝是非常信任的,就算韦小宝身份暴露,他推荐的人才也没有受到任何冲击,最后都成为领军一方的大将。可见,如果陈近南选择适当的人才打入敌人内部,作为闲棋冷子既是可行的也是很必要的。当然以上的行动都是要背着韦小宝进行的,否则即便韦小宝不发作,他心态的变化也会引起康熙的怀疑。以天地会人员之多,势力之大,执行以上行动应该不成问题。那么为什么他们没有这样做呢?我认为原因有二:第一,由于韦小宝被低估,所以整个韦小宝系统都被低估,加之陈近南当时的注意力一直在台湾,所以他没有能静下心来对时局进行一个准确的深入的分析。第二,这个是天地会和台湾对敌政策造成的。本来三藩叛乱是天地会发展的重要时机,清朝为了削藩早就有准备,其时招兵买马储备人才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韦小宝举荐人才的行为才会得到康熙如此大的支持。而天地会和台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清朝没有能力销藩,所以都在做迫使战争爆发从中渔利的打算,而没有一旦清朝削藩成功自己将何去何从的准备。所以,在战争开始之时,台湾就派大军反攻大陆,等战争失败,只能困守孤岛,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双双失败。而如果台湾和天地会对清朝有正确预估的话,那么他就应当在清朝多安插眼线,利用战争掌握军权和地方政权,从而填补三藩被灭后的权力真空。这样战争结束,清朝政府遭到削弱而天地会和台湾就能夺得实权。一旦有一定量的汉人在战争中掌握实权,那么清朝就很难在短时间内清理这些汉族新贵,如果从中调处得当,与台湾里外配合变天还是有可能的;